煤气罐漏气怎么办？煤气罐漏气的危害和检测方法

然而，这种论证遭到了很多批评：例如，在公共领域中的人，其本质不能仅仅是原子式的个人，还应该具有共同体的内在属性。

[59] 由此，参与行政中的问责制具有更多开放性、多元性和流动性，体现出政府与社会主体之间互相要求理由说明的理性协商精神，其具体规则建构有两个基本要点。同时，利益代表参与模式背后预设的是多元民主观，它以利益集团的利益竞争和博弈为机制产生行政政策，但这无法证明产生的政策一定是能最好改善行政绩效，从而最大程度实现公共价值的机制。

在很多国家的实践中，尤其是经济行政领域，即便有法律上的授权，行政机关和公民在承担行政任务的过程中都有可能滥用裁量权，构成对行政目的之伤害。[12]也就是说，公民参与行政的逻辑前提必须是行政手段仍然存在。由此，我们需要建构一个公共领域理论模型，公民参与行政的法律规制在本质上就是这样一个公共领域的规则生成与建构的过程，它在根本上重塑着我们对个体和国家之间关系的历史想象。[23] 马克思认为人的解放第一步是政治解放，也就是实现自由的政治国家，产生公民资格：政治解放一方面把人归结为市民社会的成员，归结为利己的、独立的个体，另一方面把人归结为公民，归结为法人。犹太宗教的基础本身是什么呢?实际需要，利己主义。

例如在1979年一个里程碑式的案件Hussainara Khatoon case中，最高法院就指出：犯人免费获得法律服务的权利是一个本质上合理、公平和正义的程序性权利，受到法律的保护，民营监狱不能侵犯，在1974年Panik案件中最高法院也认为民营监狱对犯人在囚期间获得、占有、储蓄财产的权利予以侵犯也是一种严重的越权。公民参与行政是现代社会对行政活动本质认识深化与社会复杂变迁的产物，同时，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扩大人民民主，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拓宽民主渠道，从各层次各领域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发展更加广泛、更加充分、更加健全的人民民主。可是，若严于的标准还包括填空型标准，而备案机关一律采取形式备案的模式，不对此类标准的采用是否会产生食品安全问题进行实质性评判，一旦因此而发生食品安全事件，备案机关岂不是要广受口诛笔伐[3]? 针对以上因立法模糊和沉默而引发的分歧与困惑，本文拟首先回顾食品安全企业标准的制度变迁，以此为背景，理解制度设计者对企业标准在食品安全标准体系中的地位、在整个食品安全监管体系中的作用和意义的认识之演变。

据此，填空型标准的制定是企业必须履行的法定义务，而非企业可以自愿选择的义务。因此只能由企业根据市场需求，结合自身条件自行制定标准。若前述逻辑上存在的标准虚假且导致重大食品安全事件的可能性没有转为现实，备案机关可以高枕无忧。在相隔如此短的时间内发布的两个条例之间发生不一致，就很难从一般法与特别法之间的关系去阐释在食品卫生标准体系中究竟有没有企业标准一席之地的问题。

《备案办法》第9条第2款规定：企业应当确保备案的企业标准的真实性、合法性，确保根据备案的企业标准所生产的食品的安全性，并对其实施后果承担全部法律责任。（一）与公共部门食品安全标准的关系 根据1949年以来的若干重要法律、行政法规[4]，食品安全企业标准与公共部门制定的食品安全标准在食品安全标准制度体系中的关系，至少经历了三个阶段。

《食品卫生试行条例》非常清楚地规定了食品卫生标准的制定，但制定主体只是卫生部门（协商有关行业主管部门），而未提及企业标准[5]。必须指出，先于《食品卫生条例》近一个月发布的《标准化管理条例》（1979年7月31日），已经明确提及标准分为国家标准、部标准（专业标准）、企业标准三级（11条）。只是，这些从法律文本字面所得的直觉认识，并未在实务中形成统一，从而导致下文将予以详细讨论的实务困惑与两难。五、结语：企业标准备案废弃的可能性 行文至此，本文的核心问题——新法中的食品安全企业标准备案性质、内容如何定位——已经基本得到解答。

政府不必为消费者对此不闻不问、不为自己负责的怠惰而过分担负家长角色。需要到省级卫生行政部门备案的，只是企业自愿制定的严于国家标准或地方标准的企业标准。就专家本身而言，部分专家对食品安全企业标准备案实施办法及相关政策掌握不够、对标准的基本要素和格式不熟悉、对标准中具体指标设置和数值的确定不清楚{6}117。文章来源：《现代法学》2016年第4期。

(参见：艾志录，鲁茂林.食品标准与法规[M].东南大学出版社，2006:53-93.) [20]例如，新法第26条第(四)项是对与卫生、营养等食品安全要求有关的标签、标志、说明书的要求，第(七)项是与食品安全有关的食品检验方法与规程，它们分别对应旧法第20条第(四)项的对与食品安全、营养有关的标签、标识、说明书的要求以及第(七)项的食品检验方法与规程。这也就是为什么时隔六七年之后，《食品安全法》（2015）的制定者宣称食品安全国家标准整合工作基本完成，食品安全横向标准基本完善，不存在没有食品安全国家标准或者地方标准的情况。

严于公共部门标准的企业标准，属于企业自愿制定范围之列。基于前文所述，本文将围绕以下三个问题，展开对新法中食品安全企业标准备案的定位。

本文正是从企业—公共权威关系视角，切入食品安全企业标准的制度变迁，以期收到聚焦之效，而不分散浪费笔墨。[6]参见：《食品卫生试行条例》第5条第2款。最后，本文行将结束之际，将简单讨论未来食品安全企业标准备案制废弃的可能性。一则，从立法机构的非官方诠释看，这种回归并不符合立法本意。可是，实践证明，审查备案的工作人员能力也有限。二则，审查备案的审查要点通常包括文本规范性、内容完整性、指标合理性和标准协调性，其中，指标合理性审查是从指标种类选用的合理性和专一性、指标检测结果的规律性和重视性、现有技术条件的适应性和可行性等方面进行综合审查{6}118。

正因为立法保持沉默，解读者才会出现看似前后矛盾的认识。新法之中的备案是形式备案，只须完成与国家标准或地方标准的比对即可，还是仍然要进行实质审查？这就是本文关注的核心问题。

注释: *基金项目：2011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风险治理视野下食品安全法治研究(11BFX096) [1]当前的《食品安全法》于2009年2月28日公布，2009年6月1日起施行。(参见：刘晨光，富琪.食品安全企业标准的发展与适用[J].上海食品药品监管情报研究，2009(8):11-16.) [15]例如，根据《湖北省食品安全企业标准备案实施办法》(鄂卫规[2011]6号)第12条的规定，企业标准备案前，企业应当组织专家对其制定的企业标准进行评审，专家组应当由科研、生产加工工艺、营养与食品安全、品质控制等各方面人员组成。

企业对市场宣称其制定和执行比国家标准或地方标准更严的食品安全标准，在相当程度上是一种吸引消费者的广告。其中，就标准更严性而言，除了较为简单的指标数值的比对外，若涉及与食品安全有关的食品检验方法规程等并非一目了然比对即可以完成审查的标准，应该审查企业报备资料是否对更严型标准的确定提供了充分的依据，以及报备资料中提供的信息或其他备案机关可以获取的信息，是否会使备案机关对所谓的更严型标准产生质疑或疑问。

当下的食品安全企业标准备案制是传统上政府包干到适当放松加审查把关的制度演变的残余，该制度在未来应考虑废除。假设公布的企业标准经异议、重新核查，被证明不符合更严型标准，甚至有可能还低于国家或地方标准，而且，企业执行该标准，还造成了非常严重的食品安全事件，备案机关是否要为此承担责任呢？尽管在备案更严型标准的新制度下，这种情况发生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但仍有必要应逻辑的要求，解决实践中的此类疑惑。[23]食品生产经营者是食品安全第一责任人，应当对其生产经营食品的安全负责，承担食品安全主体责任，正所谓‘谁生产，谁负责。企业标准中的安全性指标（如理化指标、微生物指标等）设定对于食品安全至关重要，对应地需要选择科学的各项指标检测试验方法，而不少企业确定的指标和试验方法并不符合科学的要求{8}。

与《食品卫生试行条例》不同的是，可以在产品质量标准中列入卫生指标的，不仅有食品生产经营主管部门，还包括食品生产经营企业。（2）认为备案机关对企业标准应当进行审查，并承担由此而产生的食品安全责任。

第4条第1款规定：食品卫生标准，由卫生部门会同有关部门制订，有关部门要分别纳入食品产品标准，认真贯彻执行。(参见：信春鹰.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释义[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5:11-12.) 【参考文献】 {1}信春鹰.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释义[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5:74. {2}陈尚龙.食品安全企业标准在《食品安全法》中的定位与适用[N].中国食品安全报，2015-07-30(A02). {3}董仕林.消除食品安全企业标准备案的困惑[N].健康报，2009-11-10(006). {4}董淑琴，李瑞英，薛良辉，孙平，胡芳朔，张淑坤.山东省食品安全企业标准备案情况及问题探讨[J].中国卫生监督杂志，2013(1). {5}王春明，李力.2010-2011年江苏省食品安全企业标准备案和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调查分析[J].中国校医，2012(9). {6}方冬芬，刘滢，田利钺.食品安全企业标准备案审查要点述析[J].湖北工业大学学报，2014(1). {7}戴昌芳，梁辉，王立斌，戴光伟，杨通.广东省食品安全企业标准技术审查存在问题分析[J].中国食品卫生杂志，2011(2). {8}周静.食品安全企业标准存在问题探讨[J].商业研究，2013(24). {9}王竹天.国内外食品安全法规标准对比分析[M].北京：中国质检出版社，中国标准出版社，2014:12-19. {10}董欣.食品安全企业标准备案制度的博弈分析[J].中国高新技术企业，2013(36):4. 作者简介：沈岿，北京大学宪法与行政法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法学博士。

显然，这个目的完全可能通过别的途径实现，而不必非得行政机关予以备案且在官方网站公开。三则，若假设情形中出现特别严重的人民生命和身体健康的损害，国家即便在法定的赔偿责任上可以豁免，也可能需要根据形势酌定补偿抚慰的必要性。

例如，有研究人员从事食品生产许可证申报材料的审核、发证检验及现场核查工作等过程中，发现已经备案的企业标准存在诸如企标信息不透明、与食品质量安全市场准入要求不一致、指标值制定和检验方法的引用缺乏科学性、与强制性标准及相关规定相抵触等问题[18]。此后，如前文提及的，《食品安全法》（2009）再次重申了企业制定填空型标准的义务。[6]这同样意味着，在食品卫生标准与食品产品标准发生交叉的时候，食品产品标准中的卫生指标（文字不同，其本质也当属卫生标准）也是由食品生产、经营主管部门制订，并最终由卫生部门同意的。从计划经济进入改革开放时代，经济运行的市场化程度日益提高，企业的经营自主权不断增加，政企关系愈来愈摆脱以往依附—命令—执行的管理模式。

与此同时，审查备案方式已收到一定的积极效应。然而，即使从《标准化法》开始算起，历经28年的时间，企业自定的标准仍然难堪信任。

那么，这是否意味着，企业仍有制定填空型标准的可能和需要，为了抑制企业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行为{10}，还是有必要由政府进行审查？进而，是否就应该把填空型标准归于严于食品安全国家标准或地方标准的情况，从而让这些企业标准保留在备案范围之内？ 本文认为，即便食品安全国家标准或地方标准难免疏漏和滞后，也不应再回归到要求企业制定填空型标准的状态。若备案机关确有怀疑，也可以决定不予备案，要求企业就更严型标准提供更多的说明。

在命令企业的时期，企业尚且敷衍了事，更何况鼓励呢？而且，鼓励企业填补空白，也有可能反向激励企业在食品生产中进行形形色色的、不乏安全隐患的创新。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卫生法》（1995年10月30日通过公布，以下简称《食品卫生法》）在取代《食品卫生法（试行）》的时候，同样没有明文规定企业标准，但是，该法毕竟是在《标准化法》出台近七年以后问世的，《标准化法》作为普遍的法律，其关于企业标准的规定，应当适用于食品生产经营领域，这一点早已成为共识[11]。